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；以及贻贝包覆的黑钢琴。到那时候，有一天，我将会钻过铁丝网，溜这个新地狱，去寻找一辆黑的凯迪拉克。

小心谨慎，仿佛征求十字军的许可，我恭敬地朝黑凯迪拉克走近，偶尔，不知从何发的磷光，隐约映亮了车。我将会试试凯迪拉克的车门，然而，彻底包裹在贻贝和海胆下的汽车，却不让我去，泛绿的车窗也卡得死，文风不动。于是我从袋里拿钢珠笔，用笔的尾端慢慢刮掉黏在车窗上的一层开心果绿的苔藓。

接着，我转朝城市灯火走去，不再划亮火柴，心里想，当毁灭之时，或许那将是面对死亡的最佳方式。我痛苦地向一个不存在的情人呼喊：我的灵魂，我的挚，我的忧愁佳人，灾难之日已迫在眉睫，到我边来吧，无论你在何方，也许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，也许是充满洋葱味的厨房，弥漫着洗净衣芬芳的屋，也许是零的蓝卧房里，无论你在何方，是时候了，快来到我旁。如今是我们静待死亡的时刻了，让我们用尽全力拥抱，在沉寂的黑房里，我们拉上窗帘，只盼能不看见近前的毁灭灾难。

这辆黑凯迪拉克是一位贝尤鲁大哥（我喊不“氓”两个字）的纪念车，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个菜鸟记者时，曾经跑过他的故事，他经营了一间堕落巢，那个地方的休息室里挂了两幅我非常欣赏的伊斯坦布尔街景画。全伊斯坦布尔只有另外两辆同款车，一辆属于铁路大亨达德，另一辆则由烟草鲁夫所拥有。我们的大哥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把他捧成一位传奇人，并把他最后几天的故事成系列，刊登了整整一星期），半夜被警察围捕，驾驶凯迪拉克载着他的情妇，从安德托海岬冲博斯普鲁斯的黑里。据一些人的说法，他是因为了大麻神经亢奋，要不然就是故意模仿亡命之徒骑飞越悬崖。他的黑凯迪拉克，潜员连续了一星期搜寻却一无所获，报纸和读者也很快将它遗忘了，然而，我想现在我猜得它所在的位置。

它应该就在那里，陷在这座过去叫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生山谷谷底，位于泥泞的悬崖底下。悬崖边缘有几只七百年前的鞋和靴，零零落落凑不成对，早已被螃蟹占据为巢，还有骆驼骨骸、玻璃瓶，里装着写给不知名情人的情书。下方的斜坡满满覆盖着海绵与贻贝，偶尔钻石、耳环、汽瓶盖和金项链闪烁其中。悬崖谷底，离车不远，一艘沉船的死寂船舱里，有一座临时增建的海洛因实验室，再过去一，是一片沙洲，源源不绝的血从一桶桶用碎和驴制成的走私香里渗，滋养了满地的牡蛎与海螺。

我找寻着汽车的下落，置于沉寂、有毒的黑暗中，聆听车的喇叭声来往于如今该称为山路的滨海公路。我将会遇见被抛海中的皇室造反者，依然蜷缩在麻布袋里，姿势与溺死时一样；我将会发现东正教教士的骸骨，脚踝上着铁球和铁链，手里仍抓着十字架及令牌。当我看见英国潜艇的潜望镜被当成烟囱而冒青烟时（这艘潜艇当初的任务，是击沉载着我军队从托普哈内港驶往达达尼尔海峡的古西船，然而它自己却沉没海底，潜苔藓蔓生的岩石间，螺旋桨缠上纠结的渔网），我将明白我们的市民已搬了舒适的新家（在利浦的造船厂建造完成），他们用瓷杯喝下午茶，坐在丝绒军官椅上，这些椅上曾经坐着拼命张气的英国人的惨白骨架。薄暮时分，再往前一，则是从凯瑟·威汉姆的战舰中垂下的生锈船锚，在那里，一台电视机闪闪发亮的屏幕朝我眨。我将会发现一些残余的那亚赃宝藏、一座满烂泥的短大炮、各雕塑和肖像，刻画消逝的古国文明，一只黄铜枝状吊灯，端立着坏掉的灯泡。继续往下走，涉过泥沼绕过岩石，我将会见到船役隶的骨骸，他们被链在桨上，安静地坐着凝望星空。或许我不会太注意从海草树林悬垂而下的项链、镜和雨伞，但我将会惊惧莫名地审视全副武装的十字军骑士良久，望着备齐全的华匹骸骨仍旧固执地屹立不倒。在恐惧中我将惊觉，全披挂勋章和盔甲、长满壳的十字军骨架，正守护着黑凯迪拉克。

夜半时分，在这片勾魂摄魄的恐怖黑暗中，我划亮一火柴，这时，我将看见大哥和他情妇的骸骨在前座拥吻，她纤细的臂膀和手指，着手环和戒指，与他缠不分，浸在一抹金属光芒里，这光芒发自依然光亮如十字军盔甲的方向盘，以及滴漏着黄铬的里程表、刻度盘和时钟。不仅他们的下相扣，就连他们的颅也为一，永恒相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