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，向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。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迎，不仅才好，而且有度，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，曾对儒家的那“正其谊不谋其利”学说，迎痛击。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“谋利”不是一耻辱，谈钱谈利也不是一耻辱。恰恰相反的，那是一光荣。儒家那不言利，不言钱，但心里却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，必须纠正过来，社会民生，才能蒸蒸日上。

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，现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讯犯人，不到不到，立脚固站在这个观念上。一个人犯了法，当然应该判罪，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，走上去拳打脚踢，甚至把鼻耳朵都割掉，还不准他哼哼：“哼哼啥？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，还有人格呀？还敢叫呀！”这应是吃人的野蛮落的事，而不应是现代化中国的事。

夫“面”是啥？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，有人解释为“面”言其只顾外表一层，不实际内容。有人解释为“尊严”言其虚荣第一，实质第二。我老人家想，面也者，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产品。因神衰弱，贼心虚，所以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。因牢不可破的自私，惟恐怕不能占便宜，所以才都要“只我例外”

孙观汉先生认为“旧观念”和“酱缸”名异实同。先生想，它们似乎只是一分相同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，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，也有和日月并明的。只有酱缸蛆观念，即令它是新的，也是堕落的、恶毒的。

当鸨儿是一回事，人权又是一回事，中国宪法是不是规定女不准招待记者？一个女受了委屈，是不是不准，一就“成了什么世界”？只有蒙古的征服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“南人”最差，难我们自己也将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，不受法律和人的保护？

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的状态之下，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、嫉妒、愤怒。一提起商人，就是“商”商当然多的是，但公务员中也有坏，却从没有听说过有“官”的（不过“赃官”一词倒层不穷）。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，吃得好一，住得好一，就有人红。而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银”却他妈的贵得不得了，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“有办法”

只我例外

民主政治的义是“我不例外”大家都不准闯红灯，我自己也不闯。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，我自己就不吐一。人人赞成法制，我就不要求特权。既然建立了制度，我就不破坏它。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，就成了“只我例外”我反对闯红灯，只是反对别人闯，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。我反对随地吐痰，只是反对别人吐，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。我赞成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；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。我赞成建立制度，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，我自己聪明才智要明得多，不能受那拘束。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，岂不有失面，活着还有啥劲？

谋利有啥不对

自私心人皆有之，不但未可厚非，而且它是促社会的原动力。但这自私心一旦超过某限度，成了臭屎球，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，等着断气。呜呼，一个计划也好，一个办法也好，一个会议也好，一个决策也好，甚至一件官司也好，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就是：“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？”那就是说，俺可以多少钱？享多少权？少负多少责任？一字一句，一举一动，都在这上兜圈圈，上也如此，下也如此，你如此，我也如此，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。

福禄泰耳先生曰：“尽我反对你所说的话，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。”而一些自命为民主的人士，却用他们的大笔，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，真使人如丧考妣。

在“旧观念”中，一直到今天，人们还瞧不起生意，认为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，这跟文化走到岔上有关。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上的，却被长期的封建政和儒家学派圣人们，群策群力，连推带打，活生生地到酱缸里。大家最初还叽哇叫，后来酱成了酱缸蛆，不要说教啦，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“何必曰利，惟有仁义而已”的，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，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，明明害了杨梅大疮，鼻都烂塌啦，却把面一，喊曰：“都来看呀，俺好漂亮呀！”

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，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。先生听这段话时，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。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私，必须取消，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，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呜呼，心死者，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。也有一现象不知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，中国人讲仁义说德的嗓门，可是天下嗓门中最的，聪明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