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西方人，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，那是够满足的了，而中国人则不然。纵今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，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。确实“近乎人情”是较胜于“合乎逻辑”的伟大考量。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本违反普通而却很合乎逻辑。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“理”的任何行为，却不容许近人情的行为，此情理的神与普通的信仰在中国人生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，结果产生了“中庸之”这是我在下面将要讲到的。

此所谓普通自有其学的基础，那是很有趣的，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，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，而却同时衡量以理论的与人类的天两原素，这两原素，这两原素，这两原素的混合，以中国人称之为“情理”情即为人类的天，理为永久的理；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，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。从这两因素的结合，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。

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之对峙，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。普通往往较为明，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，常反他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，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；而普通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看待。妇女有比较男为之普通，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，吾宁愿信赖女的判断于男的判断。她们有一方法，能估量一情况的整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。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“红楼梦”、“野史曝言”女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，而她们的语言，有一妙的方法能使之圆熟而完整，有十分迷人的力。逻辑而缺乏这普通是危险的，历为一个人有了一意见，很容易用他的文学的脑把论据曲解文致，使满足自己的意志，而且仍可以像Middiemarch（1872，英小说家乔治·略特的作品——编者）里的卡索篷先生一样，竟至不能人人人所能贴的妻的生活。

学问，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，即说是正确的，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，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，未有人能举反对的论据，如是而已。

这个特征可由英文中“理”与“情”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，亚里士多德说：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。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，但却加一补充，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。中国人把“人情”放在“理”的上面，因为理是象的、分析的、讲理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；情理的神常常是较为实论的、较为人情的、并密接于现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