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初年的时装，大分的灵是得自西方的。衣领减低了不算，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。领挖成圆形，方形，心形，金刚钻形。白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。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，象虫的行列，蠕蠕爬到肚上。际与女常常有平光镜以为的。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，可见一斑。

军阀来来去去，蹄后飞沙走石，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，政府，法律，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，也同样的千变万化。短袄的下摆忽而圆，忽而尖，忽而六角形。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，没有年纪的，随时可以变卖，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迎了，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。

是这么简单。还有腰大小的替盈蚀。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。铁路已经不这么稀罕了，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。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内地。衣渐渐缩小“阑”与阔条过了时，单剩下一条极窄的。扁的是“韭菜边”圆的是“灯果边”又称“线香”在政治动与社会不靖的时期——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——时髦的衣服永远是匝在上，轻捷俐落，容许剧烈的活动，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，因为衣过于小，肘弯膝盖，骨接榫非得开不可。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就胀裂开来了。“小皇帝”登基的时候，袄在人上象刀鞘。中国女人的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——衣服再些，衣服底下的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，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，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，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。铅笔一般瘦的脚妙在给人一伶仃无告的觉。在中国诗里“可怜”是“可”的代名词。男向有保护异的嗜好，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，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倾向。宽袍大袖的，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，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。

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动过。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“元宝领”这东西产生了——得与鼻尖平行的领，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的金属项圈一般，迫女人们伸长了脖。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，重脚轻，无均衡的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。民国初建立，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。大家都认真相信卢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。学生们诚拥护投票制度，非孝，自由恋。甚至于纯粹的神恋也有人实验过，但似乎不会成功。

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。政治与家制度的缺突然被揭穿。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，甚至于中国的一切。保守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了压力。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行着，在家里，在报纸上，在娱乐场所。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，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，也在戏台上向他的未婚妻借题发挥，讨论时事，声泪俱下。

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神与新颖的思想。恰巧相反。它可以代表呆滞；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，所有的创造力都衣服的区域里去。在政治混期间，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。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的环境——那就是衣服。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。

一九二一年，女人穿上了长袍。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，各不相犯，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，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，然而皇帝下诏，严厉禁止了。五族共和之后，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，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，提倡复辟运动，而是因为女蓄意要模仿男。在中国，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“三绺梳，两截穿衣。”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，可是一九二○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。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，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，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，羞愤之下，她们排斥女化的一切，恨不得将女人的斩尽杀绝。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，有清教徒的风格。政治上，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。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。时装开始缩。喇叭袖收小了。一九三○年，袖长及肘，衣领又了起来，往年的元宝领的优在它的适宜的角度，斜斜地切过两腮，不是瓜

时装上也显空前的天真，轻快，愉悦。“喇叭袖”飘飘仙，一大截玉腕。短袄腰极为小。上层阶级的女人门系裙，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，丝袜也只到膝为止，与袜的界偶然也大胆地暴了膝盖，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的长而宽的淡丝质的带，带端飘着排穗。